被告达莉娅·彼得罗琴科在莫斯科的最后陈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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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经思考很久，想在我的最后陈述中说些什么，讲述什么，请求什么。一开始我想谈谈“北方行动”，这是最大规模的信仰者驱逐，今年是其75周年，而历史似乎正在重演。后来我考虑要讲述侦查过程以及指控的荒谬性，但我总觉得心里并不想这样说。

所以我只是想讲讲我过去一年零八个月的经历。以前，我一直觉得生活很有趣。我喜欢学习、旅行、语言、体育、工作，喜欢那些善良而深沉的人。总体来说，我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。不喜欢赖床，因为总想早点醒来，去迎接新的一天。

但在2024年12月5日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我被立案刑事调查，被搜查，带到侦查部门。自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回到家里。最初一直是一个人：在看守所里面待了两天，然后被押送到法院，之后法院将我送入看守所。

每个人对压力的反应不同：攻击、逃避、僵住。我的反应可能是“僵住”。押送去看守所，我缩在角落，想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，会发生什么？会不会被打，会不会被插针，送进‘压力房’？”

我们抵达看守所。冬天，雪，看守所6号，像往常一样不让进，我们在门口滞留了两个小时。那时，司机坐到我们身边开始和我们说话：“别怕，那里不会有人欺负你，那里有好人，无论是犯人还是员工。你可以读书、编织、画画，等待审判。”当然，当时很难相信这些，但听了他说的话后，我的新环境不再那么压抑，我感觉是上帝通过押送人员安慰了我。

于是我走进看守所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朋友们的帮助。在看守所，朋友给我带来一只打包得非常周到的行李，连工作人员接收时都说：“谁帮你收拾的？你需要的都有了。”这一切对我帮助很大。

看守所没有地方安置我，因为我涉及特殊罪名，被安排在临时集合区过夜。又是一个人。

第二天，我终于进入牢房。还是一个人。但一天后再次被转移。那间牢房我并非偶然进入。书架上有一本圣经，我至今未曾离身。这也是来自上帝的礼物，因为如果在图书馆申请圣经，通常要等一个月甚至更久，且不一定有。而我第二天就得到了。

之后再次转移。仍然是一个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观察环境，也留意员工。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没有人来看我。没有家人、朋友的信息。我开始感到身体缺乏巧克力。第五天时我开始慌乱，心想：“被封闭了，恶魔们。”祈祷上帝让我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。

夜里，灯被关掉。门打开，我看到光、一个人的身影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：“达莎，是我。”这像圣经中的一幕，使徒彼得在狱中，夜里有天使来开门放他出去（使徒行传5:19）。

但这一次不是天使，而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拉娜。我们开始在同一个牢房生活。后来我得知这是一个错误：我们不能住在同一间牢房，因为同案。两周后才发现，随后被分开，但那段时间已经足够让我适应、熟悉环境，并再次感受到造物主的爱。

后来，我被安排到一个四人牢房。一开始我适应员工，他们也适应我。在监狱里，员工通常不会问犯人因为什么入狱，以免产生偏见。但我被归为特殊对象——被指控极端主义——有些人因此警觉。但笑容和幽默能化解任何隔阂。

这段时间，我认识了很多人。记得和看守所所长的第一次见面。一开始检查员可能被我收到的信数量所震惊，里面很多希伯来名字，因此部分信件不通过审查，或圣经先知的名字被涂掉。我因此去找所长。他了解我的情况后说，他以前工作时有一名服替代役的下属，和我持相同观点，是最优秀的员工。听到这话让我很高兴。所长让我印象深刻，他为人友善、易于接触、富有幽默感。只要在法律范围内，他总是站在犯人一方。

和神父有一次一起等待时，我向他申请更现代译本的圣经。他被我的请求惊讶到，可能我是第一个这样要求的人，虽然他在看守所工作超过20年。了解我的情况后，他没有惊讶，但有些紧张。我说我听说他，很受未成年犯人称赞，因为他很关心他们。他放松下来，分享了自己如何帮助他们，赠送实用的礼物，和他们打乒乓球、修球拍。这值得尊敬。当然，我过去没去教堂，现在也不去，但每次见面我们都会友好问候[...]。

后来我们被移到另一层[...]。那里有位医务人员，他以专业和人格魅力打动了我们。我们全牢房曾为他写了一首诗：“善良的艾博利医生，他在我们监狱。无论母亲、姑娘、儿童、老人，大家都来找他治病。艾博利医生能治愈所有人。”[...]

整体来说，员工中很多女性……聊聊才发现她们大多是二孩、三孩甚至四孩的妈妈。同时还可以在看守所中坚持一天甚至数十小时站立，只睡四小时，穿着那套坚硬的合成材料制服，即使酷暑三十度。还有很多年轻人、学生及毕业生[...]。

员工条件比小区门卫还差。他们的休息室是一间空房，铺瓷砖。他们放置一张行军床，铺上床垫。白天可能没时间吃饭，经常看到员工口袋里放着三明治或手里拿着肉饼。

当然，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很多。有泪水、恐惧和无力，但都会过去，因为造物主总能找到方式支持我。让我想起圣经创世记39:2，讲约瑟被冤枉投入牢狱：“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凡他所做的，耶和华使他顺利。”也许这样说有些大胆，但我觉得这 …